一、前言
最近在考據《尚書》各篇章的著成年代，而孔穎達［尚書正義‧疏］稱：「古文尚書堯典第一」，是《尚書》的一篇章，因此就蒐集《堯典》相關的文獻、著作及著成年代，結果是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為何會如此？因《尚書》是在六經之中是遭遇最多波折與災難者，也是情況最複雜的，而首篇的《堯典》亦不可免。
孔穎達疏：《尚書正義》云：「〈堯典〉雖曰唐事，本以虞史所錄。末言舜登庸由堯，故追堯作典。非唐史所錄，故謂之虞書也。鄭玄云：「舜之美事，在於堯時是也。」；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二：「竊疑古時有《堯典》無《舜典》，有《夏書》無《虞書》，而《堯典》亦《夏書》也。」《日知錄集釋》載孫氏志祖之言曰：「按《左傳·文十八年》明云《虞書》，數舜之功曰「慎徽五典」云云；安得謂之「有《夏書》無《虞書》」乎？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為《虞書》，《大禹謨》以下為《夏書》也。」朱廷獻之〈《尚書‧堯典篇》著成時代〉，以為：「該篇不得晚於穆王之世，亦不得早於文王武王之時，蓋周公攝政之七年，當時史官據先世文獻重編潤色者。」；屈萬里於〈《尚書》中不可盡信的材料〉說：「〈堯典〉乃戰國儒家述古之作，未可遽定為唐堯之史料。惟上古文獻記述，偶亦記錄先民傳聞神話面貌，或反映初民社會的現實需求與信仰。凡此，自未必皆如經學家依其當世觀念所能詮解，遑論融入其經學系統中。」顧頡剛之《尚書研究講義》，認為「〈堯典〉為武帝時書，宣帝、班固時所贊頌於武帝者，亦即〈堯典〉之撰人所推尊於堯舜者。」勞榦的〈再論〈堯典〉著成時代〉，則反對顧頡剛推遲至漢武帝之說，主張：「〈堯典〉為儒者理想世界之一種建國大綱，固難以其氣象而定其成書時之治亂。〈堯典〉自成篇以後疊有增飾，至秦而大備。此本古人著書成例，與作偽無關。若謂長時間所成之理想制度可表現一時治亂，恐未必然。」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爭議，這是因為，中國兩千多年來，學術界一直對傳世的《古文尚書》存在著真、偽之爭。
二、肇因於古文尚書之佚失
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聖者，曾經刪詩書、贊周易、訂禮樂、修春秋編纂六經，當做講學之教材，司馬遷於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指出：「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，詩書缺。追跡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」所謂編次其事，是將當時收集到的史料，依發生年代之早晚加以整理，而按次序編排，並無篇章之名，古之經書中最早引用《堯典》篇名者為《孟子‧萬章》篇，《孟子‧萬章上》《堯典》曰：「二十有八載，放勛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」可見孟子之戰國時代，就已有《尚書》篇章之名，只因秦始皇的焚書給《尚書》的流傳帶來毀滅性的破壞，原有的《尚書》抄本幾乎全部被焚毀，幸而，秦始皇焚書時，秦朝博士伏生（伏勝）將《尚書》偷偷藏於壁中。至漢武帝重新重視儒學，無奈伏生當時已九十幾歲，只能由伏生口授、用漢代通行文字隸書寫的《尚書》，共28篇，人們稱之為《今文尚書》。西漢時期，相傳魯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牆壁時，發現了另一部《尚書》，是用先秦六國時的字體書寫的，人們稱之為《古文尚書》。《古文尚書》經過孔子後人孔安國的整理，篇目比今文《尚書》多16篇。
西晉永嘉年間戰亂中，今、古文《尚書》全都散失了。東晉初年，豫章內史梅賾給朝廷獻上了一部《尚書》，包括今文《尚書》33篇(梅賾從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）、古文《尚書》25篇。西晉永嘉之亂時《今文尚書》經文、註疏均失傳，於是鄭玄所注《古文尚書》流行。東晉元帝時，豫章太守梅頤自稱得到失傳多時的孔安國《古文尚書》（後被稱為《偽孔傳》），比今文經又多了25篇《古文尚書》的篇目，隋代南朝經學流入北方，後這部《偽孔傳尚書》自此代替了鄭玄注本，影響千餘年，而真正來自孔壁本的《古文尚書》（鄭注漆書本）最終完全失傳。
然而，自宋朝開始，朱熹、吳棫等學者對於梅獻《偽孔傳》懷疑，到了明代中期梅鷟撰《尚書譜》、《尚書考異》，系統性地批判其可疑之處。清初黃宗羲亦舉其疑點，後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據，認定梅獻《偽孔傳尚書》所多出的二十五篇，都是後世魏晉時代所偽作，現代由“清華簡”之出土文物，所提供的證據，證實，目前傳世(十三經注疏的版本)《古文尚書》(即《偽孔傳尚書》)是偽書。
清代考據學興起，講求以客觀的事實證據為主，對古代書籍的整理實貢獻良多，但近代有些疑古者，卻將古史「辨」成沒有，否定堯舜、否定六經、否定六經與孔子的關係。孟子雖謂曰：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」只是告訴我們對古書之某些記載存疑，不要完全相信，這對考據、考證者來講本是好事，但若以偏概全，一味地全盤否定就不好。屈萬里先生於《先秦文史資料考辨》說：「對於傳述資料，只是不可盡信，並不是盡不可信。」這又使我想到古之學者，有謂「五經皆史」或「六經皆史」，但《尚書》於中國古籍「經、史、子、集」之分類中卻歸類為經部，所以《尚書》到底是要視為【經】還是【史】，還是兩類都有，到底孰輕孰重，值得我們去探究。
三、經史之釋義
我們還是先從經之釋義來說，「經」之本義，說文解字：「經，織從絲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織縱絲謂之經，必先有經，而後有緯。是故三綱五常六藝，謂之天地常經。」文心雕龍宗經：「經也者，恆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」
「史」之本義，說文解字：「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（手）持中；中，正也。」凡史之屬皆從史」(“又”手也，象形)，清代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史，記事者也。從又持中。中、正也。君舉必書。良史書法不隱。」但持的「中」其實原意並非中正不阿，章太炎在《章太炎全集》解釋到：「中，本冊之類」，原來「中」乃是指官府的簿書。由此觀之，史之原意是為寫史之人，不過其含意非僅是指史家，可引申為史書、史事，至於史學。
這可由「史」﹙會意﹚來說—史，從又持中，古代官府簿書叫「中」，即今之案卷，又為手，以手持案卷意在記事記言…。「史」之會意，兩字合其意，中、又的合體，記錄歷史，又為手，手是工具，「史」最重要的關鍵是「守中」的心態，立場必須公正、中立，對於從事寫史的人是很重要的提醒，這可由造字者審慎的態度，來體會「史」的精神及其中的深意。
四、六經皆史
古之學者提出「六經皆史」之說者有多人，其中以明代中期的王陽明提的最早，他與其弟子徐愛討論經史關係：「愛曰：先儒論六經，以《春秋》為史。史專記事，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。先生曰：以事言謂之史，以道言謂之經，事即道，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經，五經亦史。」明 李贄在《焚書》卷五《經史相為表裡》中也明確提出了「六經皆史」這一論斷：「經史一物也，史而不經，則為穢史矣，何以垂戒鑒乎？經而不史，則為說白話矣，何以彰事實乎？故《春秋》一經，春秋一時之史也。《詩經》《書經》，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。而《易經》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，史所以來，為道屢遷，變易匪常，不可以一定執也。故謂六經皆史可也。」所以「史」的價值就在於有「經」為支撐，「經」的作用就在於有「史」的表現，否則，「史」一旦失去了「經」的支撐，「則為穢史」，不能起到戒鑒作用；「經」一旦失去了「史」的表現，「則為說白話」，不能起彰顯事實的作用。
清代學者對「經」、「史」的觀念論述最多者，首推章學誠先生，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‧易教上》篇中指出：「六經皆史也。古人不著書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先王之政典。」《文史通義‧政典》上篇云：「古之所謂經，乃三代盛時，典章法度，見於政教行事之實，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。」而孔門弟子之所以起「六經之名」而「專言六經」，就是要「以先王政教典章，綱維天下」；中篇云：「夫子述六經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嘗離事而著理」，於《原道中》又言：「道不離器，猶影不離形。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，以謂六經載道之書，而不知六經皆器也。…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，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，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…舍天下事物、人倫日用，而守六藉以言道，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！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藝，以存周公舊典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」
章氏論證「六經皆史」的一個重要的論點，就是古無私人著作，六經只是先王之政典。這個論點，其實隱含了一個意思，即六經非孔子所作，因為孔子有德無位，無條件、無資格製作政典。孔子未作經，那麼六經是誰製作的呢？是周公，因為周公有德亦有位，是他著作了政典。他只是藉周公舊典以行教。「六經皆史」意義上的「史」，含義主要的不是指史學著作，而是意指「政典」。而「政典」就是「史」，是具有「經世致用」的「史」。道是抽象不可見，必賴可見的器而存在，器是當然，道是所以然，器變化不止，道也就隨其變而遷，道既隨器變而遷，它就不能只是存在於六經的文獻中，而是存在於變動不居的「天下事物、人倫日用」中。
拜讀了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「六經皆史」的論述後，不由自覺地讓我想起，臺灣堯舜禹文化學會理事長教育博士 林呈財先生，近來也一直教導我們有關「歷史、典故、文化」的內容，以下我就列舉一些，方便我們可以互相對照：「文化來自歷史，歷史的內涵是故事。文化本身就是一段歷史，就是一段傳奇的故事。有經驗傳承的東西叫做文化。有故事的地方就有文化，而故事的「故」可分為「典故」(時光的故事、傳承有序的故事)及「事(世)(通假字)故」(時間的故事、一時之新聞)。文化若能經得起時間、空間的檢驗，放之四海皆準，就成為文明。教育的內容都是依照「典故」來教的。孔子：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；孟子「言必稱堯舜」，就是心中有典範，能讓我們效法、學習。」【道統】是人類文明中「最精華、永恆的」結晶。
五、結論
現代學《尚書》者，對於《尚書》之考證、考據，應回歸「史」之本義，也就是「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（手）持中」的精神，對於有古籍中有缺失、缺漏之處加以補缺、補正，切勿因疑古，而否定古人之存在及事跡，若又否定也要信而有徵，此乃為學與處事之態度，也不要只是一昧地從古、敬古而食古不化，應當活學活用。因時代在變、潮流在變，人心也在思變，要能看清楚時代的主流趨勢，以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。若要向古人借智慧，也要心中有典範，有取法之對象及範本才是，更要有古人悲天憫人之胸懷，能因地制宜、因時制宜、與時俱進、進而制定出可以符合當代時空環境又能「經世濟民」之政策。孔子收徒講學時，選用《尚書》為教材，也是他認為《尚書》這種教材，可以使人「疏通知遠、鑑往知來、借古鑑今」，此乃古人藉《尚書》之經典傳世而行教化之悲心。

參考文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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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明 李贄《焚書》
3. 清 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
4. 李振興 尚書 華夏的曙光
5. 程元敏 先秦經學史 (上/下)
6. 王國櫻 中國文學史新講上下
7. 張歐旭 章學誠「經」、「史」觀念意涵之探究 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92年第六期 頁97-118
8. 陳志峰 屈萬里先生對今文《尚書》著成年代之考定 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三期 2016年6月 頁95~148